7月底，北京將104家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掛牌出售，尋求外資和民間資本“并購重組”。正醞釀將廠房由市區遷往遠郊的雪蓮羊絨“榜上有名”，并為此歡欣鼓舞——它對于資本的需求是急迫的。
“羊絨企業尤其需要有雄厚的資金投入。”北京雪蓮羊絨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辦公室副主任李松亭說，“雪蓮一年至少需要200噸羊絨，以每噸120萬元計算，僅購買原材料一項，我們一年就要支出資金2億元。”
原料在產品成本中所占的比例高達70％，似乎還沒有哪種紡織纖維能達到羊絨這種舉足輕重的地位。對于中國羊絨企業來說，羊絨原料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在實現世界名牌夢想的路途中，它既是一張王牌，也是一處隱痛。
絨市漲跌比股市還厲害
2002年，羊絨市場價格持續低迷，嚴重影響了內蒙古牧民的經濟收益。新華社專門就此做了報道，報道援引蘇尼特左旗巴彥寶道蘇木薩如塔拉嘎查牧民馬六的話說：“羊絨這玩藝，真讓人難以捉摸，有時價格高得讓人心跳，有時又跌得賠上本兒賣。”
馬六一家收入的三分之二來自羊絨。2000年時，原絨最高賣到每公斤530元。這一年，馬六養了400只山羊，全年賣羊絨凈收入4萬多元。馬六回憶說，那一年，不管好絨、差絨，絨販子全收了，“質量差的也賣到了400塊錢一公斤”。然而，從那以后，絨價便直線下跌。僅僅過了兩年，市場好像翻了個跟頭。用馬六的話說：“沒想到，絨的質量好了，價格卻跌老了，連本兒都賣不上。”
這篇報道說，令人難以捉摸的絨市將牧民“攪得寢食難安”。
對于羊絨企業來說，暴漲暴跌、捉摸不定的絨市不只是攪得人“寢食難安”，更是“驚心動魄”。
北京雪蓮羊絨原董事長李元征1990年走馬上任時，曾為內蒙古一家羊絨分梳廠結清了拖欠數年的上百萬元購絨款。四年后，當時感激得要下跪的羊絨分梳廠廠長給他回送了一份“厚禮”：1994年，第二次“羊絨大戰”爆發，羊絨成了搶手貨，在原料市場上難覓蹤跡。為了保護地方利益，羊絨產地紛紛下令禁止羊絨原料外流。這位知恩圖報的廠長親自押車，一關一關地突破’封鎖線”，從千里之外的內蒙古給“等米下鍋”的北京雪蓮及時送去了原料。
李元征說，羊絨這塊能否抓住原料，是穩定產量、開發產品的保證。在“羊絨大戰”中，原料一直是競爭的焦點，原料有限，千金難求。
不過，在內蒙古一些羊絨業同行眼里，“千里送羊絨”還算不上真正的“驚心動魄”。在他們那里，當年人們為了往外運絨，避免地方的檢查堵截，什么招數都用上了，包括把羊絨裝在棺材里以出殯的形式往外運。
從某種意義上說，絨市的這種“驚心動魄”在于絨價的暴漲暴落。近20年來，中國羊絨市場先后爆發了三次“羊絨大戰”。原絨價格最低時，每公斤僅為八九十元，跌破成本價；最高時，每公斤高達四五百元，超過成本價四五倍。
寧夏圣雪絨常務副總經理房進賢說，絨市的一大特點就是價格變化非常大，羊絨價格的漲跌幅度“比股市還要厲害”。
而天津牧津羊絨有限公司總經理蘭福生則從絨市想到了賭博。這位絨市高手說，羊絨這個產業雖然圈子不大，也不算復雜，卻很容易出問題。有人形容搞羊絨必須有賭博的魄力，能夠在幾千萬元面前不動聲色。
羊絨市動蕩影響原料質量
羊絨市動蕩起伏，絨價大幅震蕩，造成的惡果之一就是原料質量良莠不齊。
1984年，羊絨市場放開，原絨收購價格當年僅為每公斤16元。第二年，漲到每公斤34元。又過了一年，漲到每公斤64元。到了1987年，原絨價格漲到每公斤160元。到了1988年第一次“羊絨大戰”時，漲到每公斤300元至320元。絨價瘋漲使人們家中的破山羊皮襖、舊羊皮褥子、舊羊毛氈都變成了搶手貨。在羊絨產地，到處都可以聽到絨販子“收白毛氈，收黑毛氈”的吆喝聲。
“羊絨大戰”期間，原絨普遍被摻雜使假，沙土、兔毛、狗毛……就連鉆井隊控制井噴用的重晶石粉都被摻了進去。羊絨摻雜使假最嚴重時，1公斤羊絨可以摻上9公斤雜物，當10公斤絨賣。在一些地方，往羊絨里摻假甚至成了一門“技術”和“職業”。
受利益驅動，土羊絨加工業也在一些地方興起。數干臺蓋板梳棉機在羊絨加工作坊里日夜開動。用這種土羊絨加工機械生產無毛絨，對羊絨纖維長度的損傷率極大，無毛絨提取率也很低，即使使用質量最好的原絨，也無法加工出高質量的無毛絨。
“羊絨大戰”使羊絨質量嚴重下降，讓中國羊絨在國際市場上名聲掃地。
寧夏圣雪絨常務副總經理房進賢回憶說，由于摻雜使假嚴重，寧夏羊絨一度遭到外商聯手抵制，“就連檢局出具的商檢證明都不認了”。
而在維信集團總經理郝續寬看來，絨市混亂，絨價不穩，會對大中型羊絨生產加工企業的產品成本產生較大影響，從而影響到企業效益。
他分析說，當絨價飚升時，羊絨成品的價格很難隨之上升；而絨價下跌時，成品價格往往緊跟著下降。
羊絨大戰事出有因
有業內人士認為，如果說第一次“羊絨大戰”的誘因在于羊絨價值的被認識和國內羊絨分梳業的興起，那么后來的兩次“羊絨大戰”則在很大程度上與國內羊絨加工能力的迅速膨脹有關。
第一次羊絨大戰”使一些企業意識到，生產達不到一定的規模，工藝達不到一定的水平，不發展羊絨的深加工，就難以抵御競爭風險。于是，一場“企業上規模，產品上檔次，工藝技術上水平”的競賽在中國羊絨業內迅速展開。隨著新一輪國際市場需求的到來，1994年，第二次“羊絨大戰”爆發。此后，中國羊絨業重復建設不斷升級，進入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階段。全國羊絨加工企業一度膨脹到2600多家，無毛絨分梳能力突破2萬噸，羊絨深加工能力達到5000萬件，遠遠超過國內外市場每年不足2000萬件的總需求量。在這種“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哄抬價格，爭奪原料，便成了中國羊絨企業的必然選擇。
也有業內人士把“羊絨大戰”歸咎于投機和炒作。維信集團總經理郝續寬說，絨市混亂的最大原因是我們中國人自己人為搞亂，與市場需求無關。
1999年4月，無毛絨價格在八天內創造了每天每噸漲10萬元的記錄，由每噸40萬元漲到了120萬元，漲幅達三倍；原絨價格由每公斤80元漲到480元，漲幅達到六倍。到了2000年，在國際市場并未大幅漲價的背景下，絨價一開市就沖上高位，達到創記錄的每公斤530元。
持“人為論”觀點的業內人士斷定，在絨市這種極不正常變化的背后，是一些投機者企圖通過炒作和“做莊”來操縱絨市。
但也有一些業內人士認為，造成絨價大起大落的因素是復雜的，是市場供求和人為因素的共同作用。
寧夏圣雪絨董事長侯羽乾解釋說，當絨價處于低位時，外商的成品訂單就會放大，從而促使國內絨價上漲和投機者進行炒作；當絨價升到一定高位時，訂單往往就會變小，從而使絨價回落。
深圳日神集團董事長楊永認為，造成絨價變化最主要的原因是市場需求，當然也有投機因素。
“羊絨大戰”會逐漸減少
有一位紡織業專家分析說，絨價的暴漲暴落雖然暴露出中國羊絨業發展的極端脆弱性和不成熟性；但與“棉花大戰”、“蠶繭大戰”一樣，“羊絨大戰”是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過程中產生的一種特殊現象。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這種現象將會逐漸減少。
對于這種觀點，羊絨業內人士普遍持贊同態度。
北京雪蓮羊絨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劉明勝表示，絨價近期不會發生較大幅度的波動，因為目前國內羊絨企業庫存比較大，積壓貨物較多，會有一個較長的消化過程。
深圳日神集團董事長楊永也認為，近期不會發生“羊絨大戰”。他分析說，羊絨制品過去大部分銷往國外，絨價變化往往伴隨國外市場變化；現在，國內需求在總需求中所占的比例相當大，而國內市場相對比較穩定。這樣一來，“羊絨大戰”出現的機會便會越來越少，絨價波動的幅度也會逐漸縮小。口策劃／李大云 口文／記者 王慶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