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維持了24年約17％的年均增長率后，2003年頭8個月，中美貿易額達到785億美元，同比增長30. 4％。截止去年年底，中國是美國的第四大貿易伙伴，美國則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中國已取代亞洲其他國家成為一個商品組裝中心。按美方統計，去年美中貿易逆差達到1030 億美元。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積極履行有關承諾，開放領域不斷擴大，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外國投資者提供了巨大商機。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中美經濟有很強的互補性，兩國政治關系的良好發展勢頭也推動了經貿合作穩定發展。中國市場潛力巨大，投資環境也不斷改善，中美經貿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中美貿易快速增長的原因，除了美國經濟逐步復蘇，擴大了從中國進口和中國切實履行加入世貿組織承諾，降低關稅，減少非關稅壁壘，加快了通關速度，促進了從美國進口外，美國跨國公司在華直接投資的影響也不可否認和忽略。
跨國公司的一般功能跨國公司作為世界經濟和政治中重要的力量，在二戰后取得了快速的發展。目前全球跨國公司約有6.5萬家，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從1990年的1.7萬億美元上升到2001年的6.6萬億美元。跨國公司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發揮出來的功能，不僅對東道國和母國的決策產生作用，而且對母國和東道國的經貿關系有著重大影響。
跨國公司行為大體上可分為三種，即跨國公司母公司對母國政府的行為、跨國公司國外子公司對東道國政府的行為、跨國公司對整個國際社會的行為。跨國公司實施其行為的具體手段主要有四個，即談判、合作、賄賂、游說。根據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只有使跨國公司的三種優勢 (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得以充分發揮，才能順利成功地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這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母國的國內政策與東道國的對外政策。跨國公司通過上述行為的運作，對母國和東道國的政府施加影響，使其決策能夠符合跨國公司的要求，為其海外直接投資的成功爭取到最佳環境。
從對外直接投資本身來看，跨國公司身兼國家政策工具和自主行為體的雙重身份。一方面，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往往被東道國和母國政府所利用，成為兩國政府爭奪的政策工具。另一方面，跨國公司在國際關系中又不只是被動作為工具。在追求合作利益中，它們的自主行為會與政府和社會的目標發生不一致。也就是說，當公司目標與母國政府外交政策相一致時，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而當兩者不一致時，跨國公司追逐利潤的行為就可能沖擊本國外交政策。這時，要么政府通過行政手段改變跨國公司的行為；要么跨國公司通過游說改變政府的外交政策。
美國跨國公司對中美經貿關系的影響
美國跨國公司在華直接投資的成功已經把自身利益與中美兩國經貿關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中美經貿關系發展順利，美在華跨國公司的利益就能得到充分保障，反之，其利益就會受到影響。因此，為了獲取最大利潤，避免成為中美沖突的“人質”，跨國公司不得不聯合美中兩國來共同創造財富，盡最大努力去影響美國對華政策，減少在華投資的政治風險，維護其在華資產的安全，這就在客觀上使美在華跨國公司成為推動和維系兩國經貿關系的重要力量和積極因素。對美國外交政策進行研究的結果也證明了“跨國公司總體上有能力影響美國對外政策的一致”。
美在華跨國公司打破了美國經濟制裁的基礎，恢復和加強了中美經貿關系
1989年中國國內發生了政治風波，美國宣布對華經濟制裁，停止美國海外投資保險公司對美國商人到中國的投資保險等，給美國在華直接投資造成了很大的困難。為了打破美國的經濟封鎖，中國政府以跨國公司為突破口，頻繁派出政府采購團，增加從美國的進口，特別是對美國跨國公司所生產的飛機和汽車等大宗商品的進口，以鼓勵它們增加在華 投資，有效牽制了美國國內的反華勢力。在國會就是否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上，包括波音、麥道、IBM、通用電器、杜邦等在內的美國大型跨國公司都進行了卓有成效的院外活動，之后美國的克萊斯勒公司等一些國際企業又不斷地批評克林頓政府所奉行的政策，要求政府把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與人權脫鉤，最終對克林頓政府改變對華政策起了積極作用。
美在華跨國公司推動了中國加入世貿的進程，深化了中美經貿關系的發展
眾所周知，美國內反對中國加入世貿的力量并不少，尤其是紡織業、制造業等競爭力較弱的部門反應更為強烈。在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的跨國公司中，波音公司的表現十分積極。為推動議員支持中國入世，波音公司對其代表擔任重要職務的重要協會組織、如商務圓桌會議、美中商業聯盟、美中商業委員會、美國商會及克林頓政府展開積極的游說活動， 引導這些商務團體和政府官員在給予中國PNTR地位及中國加入WTO問題上朝著積極的方向努力。這些活動為克林頓政府最終下定決心與中國達成協議起到了重要作用。
美在華跨國公司的投資遏制了中美貿易戰的爆發，維系了中美經貿關系發展的橋梁
冷戰結束以后，中美兩國貿易不平衡趨勢的不斷惡化，引起了美國制造商們的擔憂，不時有組織對美政府施壓，要求對中國進行各種貿易制裁，成為阻礙兩國經貿關系發展的消極因素。正是由于美國的進口商以及在華跨國公司的反對，才使歷次貿易爭端取得妥善解決。最近美國紡織品制造商協會提交對華紡織品特保申請時，紡織品和服裝進口商協會則寫信給商務部紡織品服裝協議辦公室，認為AT-MI等機構的申請缺乏理論和事實基礎，是想利用中國紡織品保障條款達到其不必再為2005 年取消配額做準備的目的，明確要求拒絕其申請。在其壓力下，美國商務部取消了五項申請中的兩項。
美在華跨國公司的投資弱化了當前的人民幣升值壓力，使得中美經貿關系的雙贏結局成為可能
由于美、日、歐、韓等國的跨國公司以及它們與中國的合資公司是中國外貿出口的主力軍，因此中國出口額的下降，勢必影響到這些跨國公司的利益。2002年，美國的沃爾馬百貨公司在中國采購總值達到了100 億美元，占其全球采購總額的七成，價廉物美的中國商品保證了沃爾瑪 “天天低價”的超強競爭力，如果人民幣升值，其全球業務將會因為中國生產的服裝、電腦元件與其他商品價格上漲而大受影響，因此沃爾瑪十分擔心人民幣升值。美國強生(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也主張現階段人民幣保持穩定，其理由則是“強生在中國長期發展戰略需要一個穩定的經濟環境、穩定的匯率和稅率等。”
美國在華跨國公司對人民幣升值保持的沉默態度，使布什政府逐漸轉變了要求人民幣近期升值的觀點，認為“ 如果資本流動和貨幣制度不開放，是不能提高人民幣匯率變動幅度的。目前條件下，中國如果放寬資本管制，人民幣將大量流出，購買美元資產，這將造成美元升值。匯率是一個國家的主權問題，兩國政府可以通過對話協商，重要的是不采取干涉態度。”
我們有必要加大對美跨國公司的溝通力度，弱化其國家政策工具的功能，增強其自主行為體的功能，使其真正成為構筑未來中美關系戰略合作新基礎的主導力量。(陳尚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