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服是“國家權力”的符號，所以老百姓常用“大蓋帽”來指代那些代表國家和政府維持社會經濟秩序的執法者。然而近年來，一些地區、部門和單位違反國家規定，擅自擴大統一著裝范圍，提高著裝標準，既損害了統一著裝的嚴肅性，又導致財政開支越來越大，社會各界意見很大。
“滿大街”穿制服的多屬違規著裝
北京市海淀區居民孫國英感到疑惑：家門口的自行車存車收費人員怎么也穿制服了？穿得跟“93”式警服差不多。“不是只有執法人員才能穿制服嗎？看自行車的也穿，合適嗎？”
實際上從城管、煙草管理、環保、屠宰，到小區保安、酒店門衛、電力公司職工、停車場收費人員，似乎“滿大街”都是穿制服的人。連高速公路出入口的收費人員，只管發卡、收錢，也穿著類似老式交警服裝的制服。
記者查閱有關文件，發現自1986年以來，國務院多次明確，“批準統一著裝的權限集中在國務院，各部門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都無權批準”，并于1992年公布了經國務院批準統一著裝的部門、行業的著裝范圍，高速公路收費人員不在其中。
主管統一著裝經費審批的財政部行政政法司有關負責人證實，目前，國務院批準統一著裝的范圍沒有擴大，很多統一著裝的部門、行業也不在批準范圍之內，比如城管、文化稽查、國土監察、物價、水電管理等。
行政執法人員在行使執法權時著裝也很混亂：穿與不穿不統一，不同地區制服樣式不一致，老百姓分不清到底哪些是“正規軍”，哪些是“雜牌軍”。四川綿陽民警孫紅兵這樣形容當地部分行政執法人員的行為：“他們穿著制服耀武揚威進歌廳、酒店、賭館，丑態百出；有的還穿著制服和異性在大街上嬉笑打鬧……”
“制服是國家權力的象征和符號，統一著裝是非常嚴肅的事情。”中國社科院政治所副研究員韓旭表示，“現在誰都想穿，誰都敢穿，違背了統一著裝的嚴肅性，確實有些不倫不類。”
“遠看是警察，近看像警察，仔細一看，原來是假警察”
部分部門、行業擅自統一著裝的一大趨勢，是仿制警服。經國務院批準，自2000年10月1日起，人民警察正式著“99”式警服從事執法工作。幾乎是同時，全國許多地方、部門相繼出現了穿著仿制“99”式警服的現象。
據公安部調查，目前23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存在這一問題，其中河北、浙江、安徽、山東、河南、湖北、湖南、陜西、寧夏等省區尤為嚴重。涉及的部門包括城管、文化稽查、技術監督、環衛、環保、市政、市場管理、煙草管理、環境監察、勞動執法、農機監理、客運、畜牧檢疫、交通聯防、國土監察、衛生監察、物價、動物檢疫、進出口商品檢疫、鹽業、工商行政、商品綜合治理、屠宰監察等。
仿制的種類幾乎涵蓋了“99”式警服的所有品種，包括常服、值勤服、多功能服、制式襯衣以及警帽、領帶、腰帶、警銜標志、領花、胸徽、警號、臂章。其顏色款式與“99”式警服極其相似，足以亂真，所謂“遠看是警察，近看像警察，仔細一看，原來是假警察”。
“許多部門喜歡將制服做得跟警服差不多。”曾參與“99”式警服設計的高級設計師高珊女士說：“有時候我都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遼寧、河北、山東、廣西等地的110報警服務臺多次接到群眾舉報，說有“警察”打人，非法扣押物品、罰款。等干警趕到現場，才發現被舉報的是穿著仿制警服的交通監理、煙草專賣、畜牧檢疫等部門的工作人員。
擅自統一著裝或擴大著裝范圍，還造成了巨大的財力浪費。根據國務院1992年的規定，公安、國家安全部門和司法部門勞改勞教工作干警統一著裝費用全部由財政負擔；法院、檢察院、海關、商品檢驗、衛生、農業、林業、交通、國家海洋、工商、稅務等部門的著裝費，除個人負擔30%外，其余均由財政負擔。這是一筆相當驚人的開支。
河南省中部某縣級市煙草系統正式職工100余人，全部配發制服，其中包括煙草批發部的銷售人員。每人每年發春秋裝、夏裝各一套，每兩年發毛料冬裝一套，全部由公家掏錢，平均每人每年制裝費約800元，也就是說，地方財政每年要為此支出約8萬元。全國煙草系統約50萬名職工，即使只有一半人著裝，財政也要開支2億元。
亂著裝：借“皮”唬人
從“83”式警服開始，到“89”式、“93”式、“99”式警服，模仿者亦步亦趨，老百姓難辨真偽。穿著仿制警服的主體多是政府下屬某些職能機關的執法部門，其中包括國務院有關部委，而相當多的部門未按規定向國務院報批。
為什么眾多部門熱衷于模仿警服？公安部有關負責人分析，模仿者認為公安機關執法具有強制性，可以行使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必要時還可使用武器、警械警具，使違法人員感到畏懼。穿著仿制警服魚目混珠，可達到借助權威，推動本部門執法工作的目的。
執法環境不完善，也是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現在還有部分公民法制觀念淡薄，圍攻、謾罵、毆打執法人員，以暴力妨礙執行公務的情況時有發生。于是，一些部門就產生了穿一身仿制警服壯膽、借一身“虎皮”自我保護的念頭。
公安部有關負責人表示，相關立法存在漏洞，致使仿制警服的行為得不到有效處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只對非法制造、販賣、持有和使用正式的警服、警用標志的行為及處罰辦法作出了規定，而對模仿警服、警用標志式樣，仿制、持有、使用近似警服、警用標志仿制品的行為沒有作出規定。為此，有關法律應盡快作出相應修改。
高珊則從知識產權保護的角度進行了分析：“在我國，服裝款式不能申請專利。如果有人仿制警服，即使顏色、面料、樣式相同或相似，你也拿他沒辦法。”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彭宗超則從另外一個角度加以分析：“各地方、部門熱衷于擴大統一著裝范圍的原因之一是利益驅動。其一，將配發服裝看作是一種福利，變相增加公務員收入；其二，大批量定制服裝要與多家服裝廠發生經濟關系，為某些官員提供了權力尋租機會。”
國務院再掀“著裝整頓風暴”
1988年9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關于立即制止擅自統一著裝的通知》，掀起了針對亂著裝的“整頓風暴”。稍后，公安部、財政部聯合發出《經濟民警著裝規定》和《企事業單位專職消防人員著裝規定》；工商、稅務、郵電、食品衛生等部門分別對本系統執法人員著裝作出了規范。
2003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又發出《關于整頓統一著裝的通知》，重申統一著裝的批準權限在國務院，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和國務院各部門均無權批準。對未經國務院批準擅自著裝的，要收回已經發放的制式服裝及其標志并予以銷毀。要堅決制止著裝混亂和穿著仿制“99”式警服現象。經國務院批準統一著裝的單位要嚴格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執行，不得擅自改變著裝范圍、著裝標準和自費比例。
彭宗超說，在整頓的同時，要著手建立長效機制，嚴格限定著裝范圍，只有與國家強制權力密切相關的部門才能統一著裝，其他公共服務部門盡量不著裝，否則會“稀釋”百姓心目中的權威性。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楊鳳春認為，擅自擴大統一著裝范圍，是政府機構對其權力的濫用；某些執法者穿著制服去辦私事，是個人對其職務權力的濫用。兩種濫用的對象都是公眾。因此對亂著裝治本的關鍵是健全社會公眾對政府權力的約束機制，發揮人大的監督作用，防止政府部門擅自擴大權力的外延及執法人員以權謀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