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次世界大戰與遠洋貿易受阻
“盡管1913年的政治動蕩(即二次革命——作者注)使中國相當一部分地區……貿易停滯，1914年看起來前景可期，有證據表明商人開始對中央政府重拾信心。”——Returns of Trade(中國海關年報)，1914年，第1頁。
“大戰開始之后，貿易一時間完全癱瘓了。”——Returns of Trade (中國海關年報)，1914，第677頁。
經過19世紀以來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世界在20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已經緊密相連。各地的商船將美洲和亞洲的棉花源源不斷地輸送給歐洲的工廠，再將歐洲生產的紗線、布匹和機器銷往世界。彼時的中國，開埠超過半個世紀的主要口岸早已對掛著各國旗幟的商船司空見慣，參與國際貿易也形成了穩定的模式：進口以紡織品為代表的工業制成品，并出口茶葉、絲綢和大豆等農業產品。國際貿易帶來的海關稅穩定增長，成為貧弱中國當時向外借款的重要擔保。
1914年6月24日，塞爾維亞青年刺殺斐迪南大公夫婦，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一戰當然將以其席卷歐亞的規模和死傷慘重在戰爭史上留名，不過這兩點很快就要被不久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超越。無法超越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全球化浪潮的影響：19世紀以來歐洲國家降低關稅、促進貿易的共識隨著戰爭的打響，似乎在一夜之間消失了。
作為戰前主要工業品出口國，歐洲國家卷入戰爭使原本用于生產商品的資源轉而制造軍火，使戰爭期間世界市場商品供給，特別是工業品供給大幅減少。而更為糟糕的是，戰爭使商船被征用，航路被破壞，帶來遠洋貿易成本的急劇增加：1915年2月，德國開始對英國周圍的水域施行“無限制潛艇戰”，不經警告即可打擊協約國商船，在隨后的兩個月里擊沉船只的噸位數量達11.6萬噸。據估計，從1914年到1918年，遠洋貿易的實際成本提高了8倍。
不過于很多人而言，遠洋貿易的暫時受阻或許也不是壞事。
二、開放還是封鎖？貿易政策如何影響工業發展？
“先進工業國家進行完全自由競爭的制度下，一個在工業上落后的國家……如果沒有保護關稅，就決不能使自己的工業力量獲得充分發展�！薄钏固�，《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一直以來，經濟學家參與公共討論遵循著一條潛規則：擁護貿易，但不過多糾纏于細節�！薄狣ani Rodrik,《貿易的真相》。
貿易政策如何影響本國的經濟發展是經濟學誕生伊始就關注的話題�！秶徽摗分凶钪睦邮强坩槒S的生產。斯密發現，盡管一個人一天或許都不能生產一枚針，10個人通過分工一天可以生產48000枚針；但是48000枚針要通過市場才能變成財富，由此市場決定了分工和生產力的發展。在《國富論》誕生超過兩個世紀的今天，經濟學家已經達成了共識：自由貿易會讓各國專注生產其技術或者資源稟賦存在“比較優勢”的產品，從而增加產量和產品種類，也有助于提升經濟的整體福利。同時，開放貿易、降低壁壘將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引入競爭，這些都有助于提高本國企業的生產效率。
但是自由貿易的好處因為看上去過于理想，在實際執行時始終都有質疑的聲音。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Dani Rodrik就指出：“那些充分利用全球化推動增長的國家其實會充分使用各種政策工具以促進出口，并使用進口壁壘幫助本國高附加值產業的形成�！睆恼慕嵌龋瑢M口施加關稅可以作為收入來源，也可以作為政策工具保護某些重點工業和生產者。由19世紀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率先提出并經過后世完善的“保護幼稚工業”理論就認為，某些工業的早期可能效率不高，要規模擴大之后才能提高效率并與其他國家競爭；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通過限制進口，在早期對這些工業予以暫時保護。類似的，如果某些工業的發展可以帶動其他工業，那么國家也有理由對這些有帶動效果的工業予以暫時保護。
當代經濟學家希望搜集實際證據考察貿易保護政策是否真的促進工業發展。由于戰爭常常成為打斷貿易的意外因素，因為戰爭突然而至的貿易壁壘可以幫助考察關稅是否能真的幫助本國工業的發展。達特茅斯大學的經濟學教授Douglas Irwin考察因拿破侖戰爭影響而于1807至1809年在美國實施的禁運法案。他發現封鎖貿易幫助了美國的制造業發展，但同時帶來了約占國民總收入5%的福利損失。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Réka Juhász的最新研究則考察拿破侖下令實施的大陸封鎖對法國棉紡織業的發展有何影響。她發現，1800年左右的法國企業已經掌握了紡織技術，卻始終未能發展起來。1806年施行的大陸封鎖使英國紡織品進口減少為法國紡織品業提供了難得的成長機會，這一影響的效果甚至持續至長期。
時針撥回20世紀初，一戰中的中國同樣面臨著遠洋貿易受阻和進口的工業品減少，是否也經歷了工業的短期繁榮甚至長期發展呢？
三、中國棉紡織企業的沉浮歲月
“在天津，本土產品填補了進口的減少……困境中的世界為中國(工業)提供了機遇。”——中國海關十年報告，1912-1921。
“由歐戰所激起的繁榮，轉瞬而逝，接著便是極度的蕭條。”——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
雖然遠在東方，中國強烈感受到了一戰對世界貿易的影響。從1914到1918年，進入中國的外國商船總噸數減少了1/3。由于棉紡織品在一戰之前占中國總進口品的32%，棉紡織品的進口相應發生減少，影響了棉紡織品的市場價格。以棉紗為例，從1914年到1918年，中國的棉紗進口數量減少了57.9%，平均價格則變為原來進口價格的至少兩倍。
高昂的市場價格為中國企業提供了難得的獲利機會。一戰之前，不少初設的中國棉紡織企業都在資金困境中掙扎，一戰的中后期則成為這些企業的獲利良機。在南通，曾經的狀元張謇建立的大生紡織公司迎來了自1899年創立之后獲利最多的一年，資本收益率從1916年的9.8%增長為1919年的108%；在上海，剛剛由1916年榮宗敬、榮德生兄弟創立的申新一廠在短短三年里，資本收益率也翻了10倍。根據京都大學教授森時彥對當時23家中國棉紡織廠的統計，1919年，這些工廠的平均資本收益率都超過了100%。按照已故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嚴中平先生的總結，“地無分南北，廠無論大小，大都全能獲得意外的厚利�！�
與此對應的是新設企業的增加。從1919年到1925年，平均每年都有至少9個企業設立。根據棉紡織企業設立的情況和到口岸的交通成本可以看到，到口岸越容易的縣相對會有更多紡織企業。由于中國的主要棉花產地在北部和中部，大多數工廠也出現在這些地區，比如平漢鐵路在河北境內的部分就有不少新廠成立。根估計，1930年時中國本土的機械棉紗產量已經超出了消費量，甚至略有出口。
但遺憾的是，中國的本國企業并沒有充分利用一戰的短暫“保護”帶來的好處——非不為，實不能。不少企業家發現，盡管棉紗進口減少讓企業獲得厚利，但是戰爭也同樣阻礙了紡織機器的運輸。英國是當時棉紡織機器最重要的生產國，并在一戰之前提供了中國的大多數紡織機器。英國紡織機器的數據顯示，一戰期間收到的海外訂單數和實際發出的機器數之間出現了十分明顯的間隔，某些訂單可能歷經三四年才可送出，而在戰爭結束之后只需要不到一年。民國政府對紡織業的調查也顯示，盡管從1916到1919年對紗廠的平均投資有所增加，這些投資卻沒有轉化為紗錠數目的增長。榮德生在日記中寫道：“民國六年，申新一廠無法添錠，只物色到兩部舊貨。生意轉佳，月月大賺，不肯拋售故也……民國七年，申一……欲添紗機，無買處……申二定到英機一萬。先將老機拆散，坐守新機到達，大失機會。”
隨著大量新企業在戰后集中進入市場，1922年底市場很快由盛轉衰，發生了“(原)棉貴(棉)紗賤”的現象。諸多新設企業甚至未及盈利即告倒閉。面對困境，棉紡織企業并沒有束手就擒。1917年由各個華廠參與的華商紡織聯合會成立，在行業困難時期曾經呼吁企業聯手，不過收效甚微。在紡織企業的游說之下，1928年開始國民政府通過關稅談判對進口紡織品征收關稅，幾種典型布匹的關稅從之前的5%上升至1928年的10%左右，1930年進一步提高至13%至24%，并于1934提高至26%至53%，以期能保護國內的棉紡織企業。不過，就在中國企業逐步開始生產行業相對低端的粗紗、低支紗、粗布的時候，日本從一戰之后也增加了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通過在中國設廠和吞并小廠，日廠逐步占領了高支數的棉紗市場。相對華廠，日廠有更優的經營管理水平和充足的資金支持。從1931年至1935年，因國內戰亂和美國《購銀法案》的影響，紗價跌落，市場蕭條和融資困境讓中國紡織企業再度陷入困境。根據嚴中平的研究，從20年代中期開始，超過一半的棉紡織企業經歷破產、兼并、或直接被銀行接管，哪怕是一時風頭無兩的大生也未能幸免。
1936年的紡織企業逐步開始從逆境中復蘇；可惜僅僅一年之后，抗戰爆發。由于紡織企業大多分布在東南沿海的工業中心，在戰爭初期即告淪陷。來不及內遷的企業或被破壞，或被占領�？箲鸾Y束時已不復重當日榮光。
一戰的爆發給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按下的不是暫停，而是停止。戰爭期間，雖然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工業部門抓住時機得到發展，但囿于資本和外部環境，可以說并不十分成功。一戰的結束也并未帶來全球化的恢復。以中國為例，新興的工業企業試圖在世界市場沖擊中保護自己，使貿易保護成為當時的國家政策。歐亞大陸的另一端，戰后的利益分配不均和世界性蕭條引來了對開放的不滿和焦慮，極端國家主義落地生根，并在不遠的將來把世界重新拖入戰火。簡單的全球化與簡單的封鎖都不能一勞永逸地保證經濟的繁榮增長，為了讓國內群體充分獲得來自國際市場的好處，需要精巧的政策組合與制度設計。(作者：劉叢 暨南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院助理教授)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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