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的工廠倒閉潮，這是事實，不假的。和媒體說的差不多。”
“在廣東，超過百人的工廠都算大廠，大多數都是我們這些中小廠，我身邊有七八家今年都關了。”
“這只是產業結構轉型的陣痛，新舊更替的時候，有企業倒閉就有企業開業。”
面對“珠三角工廠的新一輪倒閉潮”，每位多少有所關聯的當事人，都能倒出自己的一肚子觀點。有人絕望、有人觀望、有人死守、有人離場，也有人并不擔憂。
從深圳到東莞、再到廣州，每座城市都有著自己需要處理的具體問題;從電子、印刷到家具、服裝，每個行業也有著自己的規則。真相無法窮盡，也尚需時間來證明，但“冰山一角”，在當地卻隨處可見。
今冬的珠三角，濕潤溫暖中卻透著陣陣寒意，生計已不是茶桌上討論的主題，未來才是。
“今年非常難”
南部沿海，許多人的臉上掛著焦躁與迷茫。工廠關停，工人離開。“東莞4000家工廠倒閉”“珠三角1億多工人今年或提早回家過年”……一個個有些駭人的新聞標題，多少還是影響到了當地人的心情。
一線城市的命運總是相似，在深圳，車輛限購已近一年，北部新區熱火朝天在建。曾為特區經濟騰飛立下汗馬功勞的那些老工業區，如今早已溶入城市化的高樓大廈中，不見昔日蹤影。
“我們間接的感受是，深圳的產業結構轉型主要在2013年和2014年比較集中，今年反而緩和下來了。”蘇媛對法治周末記者說。作為當地某工友服務中心負責人，她根據工人們的直接反饋感覺到，前兩年工廠關停或搬遷的案例明顯多于今年。
深圳這邊，不少工廠都搬到東莞、惠州等地了，只留下一些大型企業的研發部門。這是蘇媛得到的信息。
據了解，華為的研發部門留在深圳，其工廠擬搬遷到東莞。
市場頗似多米諾骨牌，東莞企盼著大企業，其中小型企業也開始了撤離。東莞經濟最初由臺資和港資帶動起來，如今，不少臺資和港資已陸續將生意遷至東南亞地區或湖南、江西等內陸省份;本土工廠搬遷的目的地則是長三角地區、內陸省份乃至非洲。
東莞的工業區比深圳容易找許多。這座城市簡單明了：皂一工業區、皂二工業區、向西工業區、橋頭第二工業區、橋頭第三工業區……這些公交站的名稱，昭示著城市的根基。工業區內，如今隨處可見“廠房招租”“廠房轉租”“工廠急招工”等各種形式的留言和廣告。
由于工廠密集，東莞幾乎成為此輪被媒體定義為“工廠倒閉潮”的縮影與重災區。
“去年我們面臨的是‘之前每年賺一百萬今年只能賺二十萬’的問題，今年，是看不到未來的那種絕望。”一位工廠企業主坐在餐廳，對對面的人努力壓低聲音說道。
對東莞經濟有著十多年觀察的張青認為，目前珠三角最大的問題是招工難。
“到處都缺人，這是一個大問題。很多工廠往湖南、湖北、安徽那邊遷，工資和這邊差不多，工人就不愿意出來了。”主作展會、熟悉多個行業的張青說，“除非像大企業，仍然相對內地具有足夠的工資優勢。”
張青幾番要求化名，因為他覺得，東莞甚至珠三角地區的情況很復雜，他也只是個人觀察，不能代表客觀事實，“拿不準的”。
“中國的勞工成本在過去五六年間翻了一倍，土地成本也漲了很多。珠三角大部分是中低端制造業，所以中低端企業的倒閉不可避免，很正常。但勞動力成本并不影響中國的中高端制造業。”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城市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劉云華對記者說。
于是，高新產業受到各地政府的重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即是：不需要太多的人工成本。
對于一直按照傳統思維經營的企業主們，這股浪打在了他們身上。
“2008年金融風暴時，我還開了一家汽車禮品制造工廠，賺到錢，自己買地蓋廠房。而現在，卻經營不下去了。”前不久，李嘉英剛剛關掉了自己位于廣州的皮具廠。同樣在今年，她的數位朋友也陸續關停了各自位于廣東不同城市的企業。
李嘉英不禁“吐槽”：“做了這么多年生意，我覺得，今年是非常難的。即使在當地有人脈都很難。”
“投資要謹慎了。”這是不少珠三角企業主們的共識。
轉型中的陣痛
東莞市寮步鎮。一位男工跨在自行車上，斜靠著電線桿，保持這個姿勢刷了近一個小時手機。他說，自己做了5年的廠子搬遷到了江西，他不想跟著去，因為那里舉目無親;可又不愿早早回家過年，便刷刷手機，“看附近鎮上有沒有其他招工信息”。
“這里，以前下午下工時，非常熱鬧，好多工人，現在變得冷冷清清。”他一邊對記者說，一邊低頭刷手機。“現在新廠很不好找。”他喃喃道。
街邊便利店的本地老板對他說：“你到別的鎮子去看一看吧，那里可能工人還多些，這里今年不好，我的生意也跟著受影響。”
東莞有4個市轄街道和28個鎮，五星酒店密集，豪車遍地，確實是一個能吸引大眾眼球的神奇之地。“也不知道為什么，我們東莞總是時不時能出名。”當地人會非常認真地拋出這個問題。
在這座曾被戲稱為“性都”的南方小城，當地人很少直接做生意。在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極速發展的年代，村委會將土地集中起來，租給港商、臺商、接著是本地老板、外省老板，村民們每年坐收“份子錢”，早早奔了小康。
“這兩年確實不太景氣。前幾年每年每個人能分到五位數的‘份子錢’;最近兩年，反正我家每人只能分到幾千塊。”在東莞一家事業單位工作的“80后”女生這樣說。
曾經密集繁榮的中小企業，浩浩蕩蕩地平鋪在東莞的每一座小鎮上，帶來了金山銀山，讓這里一度成為珠三角興旺發達的縮影。這個冬天，東莞正在經歷的蕭索，似乎也是在傳達著珠三角產業結構轉型的陣痛。
這種蕭索，在工業區繁多的鎮上尤其明顯。從寮步、大嶺山，再到厚街、虎門。
“工人走了，企業主也走了。”曾在東莞打工5年的劉宏對記者說，“我想自己當企業主，東莞那邊的企業主也正好關廠了。”
如今在北方老家，劉宏與當地政府對接，成立了一家小型加工廠，自己創業雖然辛苦，卻自在踏實。
“東莞產業結構轉型其實從前幾年就開始了。東莞政府想吸引一些大企業進來，比如華為。”張青說。但他承認，“相對來說”，這輪關廠潮對東莞的影響確實“蠻大的”，許多工廠或關閉或搬遷。像劉宏之前的企業主那樣，將自己的工廠遷回老家的，不在少數。
“東莞的很多工廠都搬遷到內地去了，那里有相應的對接政策。在東莞，產業結構轉型的過程中，肯定會有一批不符合政府轉型條件的工廠被清出去。這些工廠，尤其是小的電子產業、來料加工廠等，或再往內地走，或搬到東南亞、非洲，或倒閉。”張青說。
沒有網絡上傳的那么嚴重。這是他的觀點。幾天前，他還聽一位工商局老領導說，(工廠倒閉潮)這種情況，不單單是今年，每年都有，“只不過今年大環境比較復雜，受很多影響，很多工廠確實已經離開了東莞”。
人工成本壓力
時不時地，李嘉英還會想起1998年工廠剛成立時的辛勞及其帶來的興旺。
“工人最多時有兩百多人。要知道，在廣東，超過百人的中小企業就算大廠了。”她對記者說，關掉工廠時，只有七十多名工人了。她不舍得關掉苦心經營十幾年的廠子，但“我們真是賠不起了”。
今年她感覺到，與同行坐在工廠一起喝茶時，氣氛明顯沉重許多。“用一個字來形容就是，難。沒有更好的語言了。”
問及自家工廠面臨的主要困難，她說：“經濟不景氣、錢難收;而且工人的人工太貴了。”
“我身邊工廠做得好的，十家里，只有一兩家，起碼七八家都是賠本或倒閉。我們就是賠不起(才關廠的)。”她說。
在關掉自家皮具廠之前，工廠每個月的人工成本支出約四十萬元。“想想看你又能生產多少東西出來?”她說，“而且‘90后’沒有養家糊口的壓力，常常做兩天玩一天，和以前的工人風格非常不同。”
做皮具生意，工人的工作量不是計件、而是按天數計算，“一天做一個和做一百個，要給工人同樣的錢”。
同時，隨著國家對外出務工人員、即“農民工”的保障政策愈發完善，李嘉英無法讓工人像七八年前那樣加班、同時低薪。
“這兩年人工漲得太快了。現在工人都要4000元月薪，我們都要給工人上社保、醫保。同時，還要給工人休節假日以及每周休息一天。這個是不可能做下去的，對于我們這些傳統的中小企業，不加班就等于沒錢賺。”她說。
雖然停掉了工廠，但訂單還是時不時會來。即使這樣，李嘉英也不愿意重開工廠，“實在是各種成本費用都太高了”。
所以，對于老客戶，她會到其他地方尋找工廠。為加工背包，她還曾一度跑到福建泉州。
前不久到東莞，也是為此。最終在當地找到一家小工廠，只有十幾個工人。“人少，人工就低，要先生存下來，走一步看一步，少做一點就少虧一點。”這是李嘉英認可的、在當下正確的小企業生存技能。
東莞市虎門鎮，是服裝企業聚集地。作為東莞三大鎮、廣東“四小虎”之一，虎門今年的情況雖然不很差，但同樣不樂觀。
一位曾在當地做生意的企業主透露：“今年是比較難做。”他認為，現在企業不太好經營，一個重要原因也同樣是——企業用工成本增加帶來的企業經營相對困難。
“現在的工人不像改革開放初期那樣，可以拼命給你工作，還會主動要求加班。現在，讓工人多做兩個小時，工廠就要被罰錢。同時，產品價格還賣不上去。當老板太辛苦了。”他說。
在劉云華看來，人力成本的提高是大勢所趨。“我們的人均國民收入已經比較高了，工資不能這么低。所以我們就不該要這些(只依靠低人工成本)的產業了，我們就該讓它走掉。”
未來在哪里
人工成本的增加，無疑成為此輪珠三角“淘汰賽”的重要籌碼。在東莞市轄區，有一站公交站名為“諾基亞”。今年上半年，曾盤踞在這里的諾基亞清場撤離，曾引得不少工人一番唏噓。與此同時，新建的高新產業園，正滿懷期待地喜迎大型企業工廠的到來。
“需要很高的利潤和產值才能堅持下來。”李嘉英還聽說，不少與她家差不多情況的企業，“有實力、做得好的”，都選擇向長三角地區轉移，因為“那邊有優惠政策”。
憑著世界眼光的優勢，不少港資、臺資企業已將工廠遷至東南亞。這讓不少本土老板頗為羨慕。
李嘉英的一位做CD碟片廠的朋友也剛剛暫停了自家生意，以后怎么辦，大家都不知道。
而找到方向的資本，都已迅速找到了新的定位：回鄉、股市、互聯網+、高新產業。
劉宏感受到了回鄉開廠的政策和環境便利。“相對沿海，內地的經濟還是需要勞動密集型企業來拉動的。而且人力成本沒有珠三角地區那么高，工人還都是本地人。增加的，無非只有運輸成本。”
劉云華也親見了珠三角和長三角企業向西北內地方向轉移的趨勢。
一些企業主在迷茫之中將錢扔到了股市里。“他們知道干實業現在無法賺錢了，就把手頭的錢放到股市，賺到錢之后，就更不想干實業了。”一位在東莞跑酒店與房地產線的媒體記者說。
仍然想做實業的，希望跟上潮流。資本雄厚的，投資高新產業，用機器代替人工;思想大膽的，投資互聯網+。“可我發現很多老板其實并不了解互聯網+，只是盲目跟風。”這位記者說道。
與張青一樣，這位記者同樣不愿透露姓名，但理由不同。作為外省人，又因為媒體從業者的謹慎，他曾親見東莞的幫派砍殺，雖然完全與他無關、雖然“近兩年來情況好了很多”，他仍心有余悸。
然而，他并不打算離開東莞這座“頻遭誤解”的小城。
“市政府在城市最核心的位置辟出一大片綠地建公園、市政設施，這在其他城市是不敢想象的。所以其實這里很宜居。”他說，“政府現在做的產業轉型是什么走向，其實很多老板心里都明白。外地企業好做打算，本地企業比較不容易動，因為牽連更多，不敢輕易動。”
有時，張青會不禁思考：如果大家都不想當老板了，那工人也就不好找工作了。那以后工人去哪里打工?
的確，工人們也在被迫另作打算。在深圳，一些民間工友機構在組織工人進行服務行業培訓，以幫助離開工廠的工人轉入服務業，以更適應城市轉型后的需要。在東莞和廣州，同樣的培訓也在嘗試進行中。
距離虎門鎮30公里的大嶺山鎮，家具廠云集，多為臺灣老板投資建設。如今，不少臺資撤離，工廠易主、搬遷、關閉變得稀松平常。這里的工人們一面責怪跑路的老板“什么保險都沒給上、工傷也不管”，另一面又有些懷念先前“晚上能加班4小時”的實際收益。
“現在，企業主也不趕你走，每天不給你事情做，也不讓你加班。等你熬不住了自己走。”一位家具廠工人說。這位來自四川的工人已在這家家具廠工作了近15年。
未來在哪里，工人們不知道，工廠企業主們也不知道。多年研究產業結構轉型的劉云華認為，企業轉型可以考慮三種出路：要么往內地走，同時將企業做簡單升級;要么自己設計中高端產品;要么購買國外產品或品牌。
“珠三角必須做出這個轉型，這個過程會比較痛苦，可能需要三到四年的時間。”劉云華說。
在這股陣痛中，寮步鎮的便利店店主已經等不了了。他準備過完這個春節，轉掉店面，帶著妻女到“人多的地方”做些別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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