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紡織網12月27日訊 盡管浙江頗為忌諱的“民企倒閉潮”傳言經官方多次澄清后漸趨平靜，但企業瀕臨倒閉的消息仍頻繁傳出。12月初，紹興大型紡織企業縱橫控股集團因資不抵債而陷入財務危機，成為浙江民企崩盤新例。
微觀經濟主體的舉步維艱，反襯出“民營大省”浙江正遭遇“最壞時刻”。該省權威部門的分析顯示，今年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浙江GDP增速同比分別回落2.8、3.3、4.1個百分點，呈逐季回落態勢，預計四季度增速仍將放緩，全年增長可能回落到11%以下，“這是自1999年來最大一次下行調整，浙江經濟正面臨近十年來最大挑戰。”
而且，這僅僅是開始。專家預計，以周期理論判斷，步入收縮期的浙江經濟增幅回落還未見底。可能需要2-3年的經濟調整期――省發改委主任厲志海在工作論文中表示。
浙江企業主們還將接受前所未有的市場洗禮。
倒閉危機殃及大型民企
2008年浙江經濟令外界印象最深的，恐怕非“企業倒閉”莫屬。不同的是，上半年的主角是風險抵御度差的中小企業，到下半年，隨著經濟形勢持續惡化，換成了大型民企，且體量愈趨龐大。
紹興富豪袁柏仁至今仍被監視居住。半個多月前，他執掌的縱橫控股集團資金鏈斷裂。相關部門初步核查顯示，縱橫已資不抵債，至少虧損20億-30億元。
創建于1995年的縱橫集團是紹興紡織龍頭企業，2007年實現工業主營業務收入87.05億元。今年10月，43歲的董事長袁柏仁還曾以70億元身家首度入圍“胡潤百富榜”，排名第76位。
轉瞬間從財富金字塔頂端跌至塔底，個中滋味并非只袁柏仁領略。事實上，在經歷了年初中小企業倒閉后，到年中，大型民企陷入絕境開始在浙江初顯端倪，并從9月密集爆發至今。
5月底，臺州市的標桿性民企飛躍集團突然被曝“資金鏈斷裂”，創立者兼掌門人邱繼寶陷入困境，選擇向政府提出破產申請。7月，義烏明星企業、總資產逾10億元的金烏集團資金鏈斷裂，董事長張政建遠遁海外，至今未歸。9月，幾乎前后腳之間，浙江華聯三鑫石化有限公司和浙江江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因資金鏈斷裂相繼停產。
倒閉危機擴至大型企業，可在官方數據中得到佐證。據浙江省統計局統計，1-8月該省小企業虧損額增長50.3%，比上半年提高8.4個百分點，大中型工業企業虧損額增長卻達2.4倍，比上半年擴大1.5倍；9月，該省處于停產狀態的規模以上企業1362家，比6月增加402家，占全部規模以上企業2.6%。
但如據此判斷浙江大型企業遭遇“倒閉潮”，浙江官方并不認可。上月中旬，省長呂祖善在接受網絡訪談時，該數據被他用作反駁“倒閉潮”。“現在有不少企業經營困難，但是不是有大批倒閉，我有不同看法，”他說，“有些夸大。當然，估計經過一段時間，這個數字還會有所擴大，但也不是媒體所說的"浙江出現企業倒閉潮"。”
浙江對“倒閉潮”說法的敏感，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最有體會。今年3月，有“溫州模式代言人”之稱的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溫州有30多萬家中小企業，可能有20%左右企業處于停工或半停工狀況。”
隨后，周口中的“停工或半停工狀態”，在傳播中迅速被“倒閉”代替，一時引起各方關注，以致溫州官方出面澄清：“企業20%倒閉”說法不成立。倍感壓力的周德文向所有要求采訪的媒體發電子郵件，稱不愿就此事接受任何采訪。
“停工”、“半停工”、“倒閉”――這看上去更像一場文字游戲，但浙江企業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卻是不爭的事實。統計顯示，浙江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月度增幅已從3月的14.9%回落到7、8、9月的9.8%、6.1%、6.4%，增速為10年來最低；前三季度，全省工業用電增長8%，增幅同比回落8.3個百分點，比上半年回落1.1個百分點，增幅同樣為近十年來最低。
“最沮喪”的群體
伴隨著經濟不景氣，浙江的企業家信心指數也逐漸滑向谷底。
“現在不是投資的時候，宏觀環境有很大風險，吃不準，”臺州椒光集團董事長朱介民對理財一周報記者說，“有錢放在口袋里最安穩――現在是求生存，不是求發展。”之前，朱介民對公司資產進行整合，賣掉了200多畝空閑土地和十多萬平方米的廠房，套現2.5億元。
臺州經濟開發區管委會濱海工業區辦公室主任詹弼友向早報記者介紹，目前民企投資有“兩怕”，一怕被套，二怕要素價格漲到利潤回報點，導致資金鏈斷裂。“我們動員企業拋卻擔心，但基層反映：你們講的都對，我也明白，但就是不敢，”他說，好多企業想的是先穩住，不要趴下，量力而行，“在這種形勢下，有這樣的想法很正常。”
“目前有部分企業面對困境，出現的悲觀情緒大于積極進取的精神。”浙江省中小企業局人士介紹，主要的消極現象有三，一是“冬眠論”，對困難“看不到底”，就想著“冬眠”幾年，等時機好了再創業；二是“過冬論”，把“寶”押在來年，“寄托于天助，等明年天上掉個餡餅”――“其實，誰會知道冬天有多長”；三是“淘汰論”，認為傳統制造業是夕陽產業，“遲早要死，晚死還不如早死，索性袖手旁觀。”
這些情緒綜合的結果是企業家信心指數下滑。由于沖擊來勢兇猛，浙江企業家似已成全國“最沮喪”的群體。報告顯示，與全國相比，浙江三季度企業景氣指數、企業家信心指數分別低4.3點、11.8點，其中，企業景氣指數由一季度的全國第12位滑至第18位，企業家信心指數由第15位滑至末位。
信心反映到微觀層面，是投資活動日趨謹慎。信心下滑甚至導演了極端的悲劇。7月，溫州永嘉縣56歲的浙江云光泵閥制造有限公司創辦人朱吉光因盲目替他人作貸款擔保，不堪逼債，在外地賓館服毒自盡；8月，曾是“全國中成藥企業50強”的浙江一新制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鄭亞津自縊身亡，當時企業部分生產線已停工。
創業近40年的浙江一位領袖級企業家認為，企業因資金短缺而渴望貸款還不是最讓人擔憂的，最可怕的是當信貸放開時，企業已不敢要錢，“那才是最最糟糕的情況。”
“企業家和市場缺乏信心，主要是宏觀層面不確定因素太多，讓人看不清，比如匯率、原材料漲價以及宏觀政策，”臺州市經委主任張銳敏對早報記者說，“在目前形勢下要想一下子恢復，很難。”
“浙江式”拯救
由于浙江經濟的內在特性，官方對困境中的企業伸以援手，從開始就打上深深的“浙江烙印”。
縱橫集團出現危機后，由紹興市、紹興縣及縱橫集團所在的斗門鎮三級政府組成的工作組迅速進駐集團現場辦公。由政府出面幫助縱橫渡過難關的意圖不言自明。
類似故事并非一例。觀察浙江大型民企出事后的解困之措會發現：官方的身影始終高調閃現，護盤態度堅決。
接到飛躍“申請破產”信息后，浙江各級政府定下“幫助飛躍”的基調：臺州市政府工作組進駐，接管飛躍賬目；通過省政府協調，飛躍各家貸款銀行達成支持企業發展、不壓縮貸款的協議；臺州市、椒江區政府采取資產重組、臨時借用資金、收購資產等方式，幫助維持生產。
紹興縣政府也幾乎在第一時間就決定要“保”華聯三鑫和江龍控股：縣委、縣政府穿梭走訪周邊省市二級各家銀行，幫助協調應急資金。10月9日，由省政府2位副秘書長主持，在省人民大會堂召開省級銀行協調會，重點討論華聯三鑫重組。13日，縣委、縣政府又召開行長會議，作出“三不”請求――不隨意撤貸、不附加擔保抵押條件、不增加企業貸款負擔。20日，在縣經濟形勢通報會上，紹興副市長陳月亮面對杭州18家銀行和寧波5家銀行代表表示：“不惜一切代價快速重組，要有時間表；重組中出現什么問題、有什么責任，市委市政府承擔。”
民營經濟發達的浙江素來是“大企業，小政府”模式，是什么促使政府變得如此強勢？9月初由省政府同意并下發的《關于做好行業龍頭企業資金鏈安全保障工作的若干意見》可提供答案。
該意見首先對“行業龍頭企業”進行界定：指資產經營規模在企業所在地排名前列，凈資產質量較好，生產經營基本正常，盈利能力較強，符合產業發展方向，經營者有較高素質和良好社會影響，且與上下游企業、銀行關聯度高，易對當地經濟、金融正常運行帶來重要影響的企業。以此觀之，行業龍頭一旦出現問題，可能引發連鎖反應，不僅沖擊到行業內和上下游企業，還將影響地方社會經濟穩定。
浙江經濟以“塊狀經濟、產業集群”為特征，龍頭企業與區塊內的配套中小企業存在產業鏈合作關系。同時，在塊狀經濟內部，企業相互借貸、擔保普遍。企業間的擔保圈，“在經濟繁榮上行時期可以相互扶持、加快發展，到緊縮下行時期，某些企業資金周轉不暢會引發更大范圍企業的經營風險，形成多米諾骨牌效應，產業風險容易演變成區域經濟系統風險。”臺州市發改委發布的“2008年春季經濟運行報告”表示。
與大型企業能夠享受“小灶式”政策相異，量大面廣的中小企業得到的是“普惠制”政策。基于中小企業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融資難，浙江采取的“金融輸血之策”主要有二：竭力改善金融環境，為該省盡可能爭取更大的信貸規模；調動充裕的民資，既“取之于民（民資），用之于民（民企）”，又可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豆芽菜”經濟
在經歷了堪稱慘烈的一年后，時至今日，一系列問題亟須厘清：浙江大型民企為何頻繁倒下？浙江民企一定數量的關停，是產業性調整還是全面危機前兆？浙江為何在本輪經濟危機中反應最激烈？
從表面看，大型民企倒下是經濟危機和宏觀調控壓力逐步深化的結果，但仔細觀察，所有問題企業的病根幾乎都與“擴張過度”和“擴張資金主要來自銀行”有關。企業擴張的底氣主要來自于充足的現金流。但吊詭之處在于，無論飛躍還是縱橫集團，據調查，壓垮其的“最后一根稻草”都是一家貸款銀行突然抽貸或不續貸，隨后產生連鎖反應，導致資金鏈危機爆發。
進一步觀察會發現，此輪倒下的大民企，其賴以擴張的資金大部分甚至幾乎全部來自銀行。銀根緊縮時，企業抽貸像點燃導火索，龐大的商業帝國轟然倒塌。
這一局面的出現，除了企業自身經營不善，還須反思政府在經濟繁榮期形成的“大思維”。近年，“扶強做大”一直是浙江各地的政策傾斜方向，對被選中的企業關愛有加。
浙江某經濟發達市一位企業家向理財一周報記者反映，有一年他被有關部門“挑中”去買地，“我覺得用不上這塊地，但政府給的價格低得誘人，總價不高，就買下了，后來一直空著。最近賣掉了，套現資金反而成了"過冬棉襖"。”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姚先國認為，政策性扶持一些大型民企，在土地、稅收、金融、司法保護等方面一意偏袒，導致企業競爭環境惡化，大型民企對政府的依賴性增加，患上了“類國企病”。
大型民企因粗放發展而導致抗風險能力低下，就其根本癥結而言，其實與中小企業接連關停的誘因并無二致，那就是長期存在的低層次產業路徑依賴和產業結構調整遲緩問題的集中暴露――這也是浙江在國內獨有的問題。“這就進一步放大了全國共性問題對浙江的負面影響，導致浙江經濟抵御風險能力嚴重偏小，"過大關"過程中的整體增長性嚴重偏弱，加劇了當前的困窘。”浙江省發展與改革研究所所長卓勇良認為。
卓勇良將目前的浙江經濟比作“豆芽菜”：迎著光的方向迅速生長，短時間就長得很高，但根基不扎實，又細又長，大風一起東搖西擺――而浙江制造業迎著國內外低層次需求快速增長，整個規模雖然很大，但附加價值、工藝技術水平較低，抵御風險的能力弱。這也正是浙江在本輪經濟危機中反應最為激烈的主因。
顯然，浙江經濟目前的調整并不是簡單的經濟增速上的回調，而是在檢討過去30年粗放式增長基礎上，向新發展方式轉變的調整。
官方已深刻意識到這點。9月26日，浙江省委十二屆四次全體會議通過《關于深化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經濟轉型升級的決定》，該文件被認為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浙江推進經濟轉型升級的指導性文件。
兩個教授的“賭局”
浙大經濟學院經濟學系主任葉航和他的同事――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史晉川打了個賭，賭的是經濟形勢何時觸底反彈。
9月12日，葉航在博客上寫了篇分析8月CPI漲幅回落的文章。他認為：未來兩三年，經濟將面臨更嚴峻的挑戰。
第二天，史晉川以網名“sjc”提出異見，“我認為最早在四季度末，遲至2009年一季度，這輪宏觀經濟會見底，然后緩慢回升。”理由是宏觀調控措施轉松，三大需求中投資仍在加速、消費緩步上升、出口趨于穩定，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回落，美國經濟增幅也超過預期。跟帖末，他同葉航開了個小玩笑――“小賭100元？”
葉航立馬接招，堅持認為衰退起碼延續2-3年，宏觀經濟見底大約要等到2010年。他還加大了賭注：除了100元，誰錯要在博客里認錯。史晉川自不示弱，拿出了對增長率的預測：2008年宏觀經濟最終會以9.5%~10.5%的增長率與5%~6%的通脹收尾。
兩位教授到底誰能賺到這100元，只有等到明年一季度。事實上，關于經濟形勢何時見底，已是浙江各方最關注的問題。
浙江省委宣傳部、省社會科學院課題組本月中旬發布的《2009年浙江經濟形勢分析與展望》調研報告表示，2009年浙江經濟仍將面臨空前嚴峻的發展形勢。“從供給、需求、政策層面看，支撐浙江經濟發展的基本因素并未發生根本變化，加上國際國內宏觀經濟環境的復雜變化，使全省經濟增速將進一步回落。”
盡管形勢不明朗，但專家普遍認為，此輪危機對浙江經濟和企業來說也孕育著空前機遇。“浙江的"豆芽菜"型經濟雖然基礎不堅實，但豆芽菜通常很有韌性。”省發展與改革研究所所長卓勇良表示，當前浙江經濟基本面健康，增速下滑是暫時現象；多數企業仍有較好的生產經營和財務狀況，企業倒閉限于少數傳統行業，且主要是由于過度競爭、出口下降、收縮性結構調整等因素所致，“應該堅信，隨著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以及改革開放30年形成的經濟實力和內在素質，加之全省上下不懈努力，浙江經濟一定能較好實現爬坡越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