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發展的多樣共生、彼此依存的特質， 決定了人類社會自古以來就是彼此聯通與交往的世界。古代絲綢之路實際上是古代文明體系交互、發展的必然結果， 很難用“ 交通走向”、“盛衰” 籠統概括， 更不能將之歸于某一個特定民族或者文明中心的專利。
隨著全球化的持續深入，絲綢之路研究不再局限于“兩點一線”的中西交通史問題，更多轉向兩點之間的歷史盲區——歐亞草原游牧民族和中亞商旅社會，并日益重視他們在絲綢之路歷史中發揮的作用。然而，近年來部分學者卻矯枉過正，將絲綢之路歷史描繪成以“中央歐亞”為中心的世界史，這又陷入單一文明決定論的窠臼，重蹈了歐洲中心論的覆轍。
因世界歷史觀不同，絲綢之路往往折射出不同的歷史意涵與形象。19 世紀以降的歐洲中心史觀曾左右著對絲綢之路的歷史解讀。當時西方的世界歷史理論一般認為古代東方文明是孤立、靜止的，正是由于歐洲文明的擴散，才使世界由孤立分散走向整合。在這樣的認知背景下，西方學者把絲綢之路視作西方文明與東方聯系的人文地理線路。而他們使用“絲綢”命名這條道路，也并不是出于對古代東方文明有深入了解，而是因為其問題意識的出發點源自古希臘地理學關于西方通往東方絲國“賽里斯之路”的朦朧認知，并試圖通過實地考察與博古之學去證實其現實情況。由此，絲綢之路被簡化為西方世界聯通中國的一條條路線，在敘事結構上形成兩點（中、西）加一線（地理路線）的研究模式。這種模式實際上是將“路線”從古代多元文明交錯、互動的復雜歷史情境中剝離出來，將之視作單純的地理通道問題，以至于在兩點之間、構成絲綢之路完整歷史的其他文明被有意無意地無視。當代學者在反思近代歐洲中心主義視野下的絲綢之路研究時，往往將這種盲區視作歷史認知的“黑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