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貿易報
新冠肺炎疫情對包括中企在內跨國企業的影響逐漸中長期化。這一年多來，海外中企應對疫情影響的有效做法，正對鼓勵跨國公司優化并擴大跨區域分工的傳統理論提出“挑戰”。這種“挑戰”雖然目前還力度有限，但其影響值得深思。
具體來說，西藏某“走出去”企業反饋，出于應對疫情考慮，該公司擬加強對國外本地員工的培訓教育，希望在跨境人員流動困難的情況下讓當地員工發揮更大作用。無獨有偶，不局限于員工本地化，西電集團的思考似乎更深一步，其認為企業采用本地團隊、開發本地市場、融入本地生態的模式將會越來越受重視，該企業不斷完善企業的海外布局，不斷推動國際化和屬地化。從“走出去”中企的上述做法可以看到，在疫情導致跨境人員、物資流動困難的情況下，盡量多用當地人，盡量增加本地化采購量，盡量多面向本地市場是跨國務實而安全的選擇。這類做法實際上進一步助推了產業鏈的區域化甚至本地化。這種做法很顯然和鼓勵跨國公司基于要素稟賦、收益最大化，而不斷擴大跨區域分工的傳統理論背道而馳。在疫情發生之前，占上風的上述傳統理論鼓勵跨國公司不斷細分功能、不斷拆分功能，將生產、研發、銷售、采購、服務等功能分別布局在不同國家和地區，并且以整個產業鏈涉及的國家和地區眾多，每個環節都獲得較大的收益為榮。
疫情發生之后，海外中企在經營實踐中開始一定程度上背離上述傳統理論，主要原因在于，傳統鼓勵擴大跨區域分工的理論對分工鏈條過長帶來的風險和不確定性考慮不足，對疫情等重大災難帶來的沖擊考慮不足，過度看重擴大跨區域分工帶來的價值洼地效益。
在全球范圍內疫情影響中長期化的情況下，怎樣看待上述跨國公司抗疫實踐和傳統理論背離帶來的影響？首先，跨國公司的跨區域分工和尋找更優區位的動機、行為，不會因為疫情等重大災難的沖擊而消失。在市場機制推動下，跨國公司在國際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尋求更優區位和優化跨區域分工，是其作為市場主體的一種本能。其次，疫情的各種影響明顯限制了跨國公司擴大跨區域分工的能力，限制了跨國公司在國際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的能力，跨國公司跨區域分工的發展速度會受到影響，跨區域分工鏈條的延長和擴展也會受到制約。在這種情況下，產業鏈的區域化甚至本地化成為次優選擇，現階段增加本地用工、增加本地采購和銷售，更加深度融入本地經濟圈的選擇符合跨國公司的利益。第三，從產業鏈區域化、本地化和跨國公司被迫增加不少防疫支出來看，不管是主動還是不情愿，跨國公司都為安全和穩定投入了更多的成本。在當下和今后，基于安全穩定的考量和基于經濟效益的考量將共同影響跨國公司的跨區域布局。對傳統跨國公司分工理論的改進和突破機會，也在這一過程中不斷醞釀。
